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郭聪聪
“如果不签字，这份工作你就别干了。”
面对曾历任这家村镇银行业务发展部总经理、分管信贷的副行长谢某下的最后通牒，时任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个贷部总经理岳某，最终在多份违规放贷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这一签，也让他深陷一场持续三年、涉案13人、造成7.8亿元坏账的违法放贷大案。
2026年6月，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违法放贷案，作出了终审判决，驳回岳某等5名员工“受领导胁迫”的上诉理由，13名涉案银行人员全部被定罪量刑。
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是当地一家县域村镇银行，由吉林银行在2011年发起设立。目前该村镇银行于2025年9月被吉林银行吸收合并，改制设立支行，原机构解散，相关业务由吉林银行双辽分支机构承接。
依据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，2016年至2019年间，这家村镇银行上至董事长、行长，部门总经理，下到一线主办、辅办客户经理，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违法放贷流水线，十余名银行人员参与其中。
判决书显示，曾历任业务发展部总经理、分管信贷的副行长的谢某，在时任董事长安某（另案处理）、行长王某的授意下，牵头组织实施违法放贷。
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“借户顶名、垒大户”。
“也就是借用多家企业、自然人的身份拆分贷款，把大额资金集中输送给实际借款人。”一位城商行分管企业贷款的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这种情况在业内曾经并不少见，其本质是用名义借款人的信用额度来覆盖实际用款人的资金需求，从而绕过单户授信上限和资质审查。
整体违法放贷的链条也十分清晰：在得到董事长、行长指示后，谢某下达指令，指示分管企贷、个贷的负责人，以及个别客户经理（信贷员） 跳过贷前调查环节，仅以借款主体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就发放贷款。谢某本人在任审贷会成员期间，对上述贷款的审批也均投票同意。
在这条流水线上，不做实地贷前调查，不核验经营流水，不核实资产负债和担保资质，银行设立的贷前、贷中、贷后的风控体系形同虚设。
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告诉本报记者，在信贷流程上，所有银行都需要遵守相关规定，“客户申请、资料审核、征信查询、实地调查、风险评估、审批决策、合同签订与放款等环节都有规定。”
对于为何会出现“三查失守”的现象，王蓬博指出：“相比大行，村镇银行审批链条更短，部分小额贷款可在支行层面完成终审，决策权下放程度高、灵活性强可能也是原因之一。”
案发后统计显示，三年间，谢某为李某等同一批实际借款人违法发放贷款182笔，其中162笔形成坏账，损失约6.2亿元；此外，该行还向多家企业违法放贷49笔，造成银行损失1.64亿元。
合并计算，谢某的违法放贷行为导致银行直接经济损失近8亿元。而当时，这家村镇银行的资本金，才刚刚过1亿元。
2025年，一审法院作出判决。谢某作为主要策划者与实施者，被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也是本案唯一被判实刑的人员。其余12名被告人因具有自首等情节，依法获得减轻或从轻处罚，最终被判处缓刑。
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银行刑事业务部吴玉冰律师指出，在违法发放贷款罪共同犯罪中，量刑差异主要依据“犯意提起、业务决策地位、行为作用、违法获利情况”等标准综合判定。
“本案谢某作为违法放贷模式的主要策划者、实施者，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；其余12人则多为执行环节的基层人员，无独立决策权，因此被依法认定为从犯，量刑上也体现出了明显区分。”吴玉冰补充道。
一审判决后，岳某等5名被告提起上诉。
在上诉书中，时任个人信贷部总经理岳某称，副行长谢某曾以“不签字就别干了、开除”相威胁，自己“内心始终抗拒”但“无法拒绝”。另外4名上诉的客户经理也声称只是“被动配合”，本身不愿参与违法放款，请求认定为“胁从犯”，免予刑事处罚。
二审法院审理后，对上述辩解逐一作出了回应。
法院首先明确了胁从犯的认定标准——被胁迫必须具有现实性与紧迫性。“来不及逃避”是衡量紧迫性的重要原则。若行为人有时间和条件摆脱胁迫，却未采取任何行动，则难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胁从犯。
具体到本案，相关上诉人办理了数十笔贷款，均是不同时间办理，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。上诉人所称的“不办理就会失去工作”，只是一次性的语言威胁，对相关违法行为是否办理并不具有紧迫性，亦不存在来不及逃避的问题。法院据此认定，即便存在一定职场压力，也不构成刑法上的胁从犯事由。
法院同时强调，银行信贷人员依法负有独立审查义务。即便存在上级指示，也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贷前调查、贷时审查的义务。
在本案中，个人信贷部、企业贷款部的相关人员在未经现场勘查的情况下，向风险管理部递交了不实的信贷资料，结合原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内部规定来看，贷款真实性的审核责任，始于客户经理的实地调查，因此违法发放贷款的错误审核责任的根源在个人信贷部、企业贷款部。
最终，二审法院在2026年6月作出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
吴玉冰律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在金融犯罪案件中，以“执行上级指令”作为核心抗辩理由十分普遍。
她表示，“其中一类典型情形就是职场压力类抗辩——比如以不完成放贷任务绩效清零、不配合就被调整至边缘岗位、领导以开除相威胁等为由，主张自己是迫于职场压力被动执行违规指令，主观上并无犯罪故意。但从本案的终审判决来看，这类抗辩并未获得法院支持。”
原原双辽吉银村镇银行的违法放贷案并非孤例。近年监管罚单、刑事判决显示，其中村镇银行、县域农商行正在成为违规放贷的高发区，一旦造成重大损失，极有可能触发刑事犯罪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依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梳理，截至7月2日，监管对523家银行累计开出2975张罚单，罚没金额达10.19亿元。
其中，信贷业务违规是绝对主力。上半年信贷违规罚单达1858张，较去年同期的1226张增长50%，占全部罚单的六成以上。从处罚案由来看，贷款“三查”未尽职以超过55%的占比位居榜首，违规办理发放贷款紧随其后，二者成为银行业信贷相关处罚中排名前二的高频违规情形。
农商行、村镇银行是罚单的“主力军”。 据企业预警通数据，2026年上半年，农商行被开出超300张罚单，罚没金额约2.5亿元。若将农商行、村镇银行及信用社合并统计，三类机构合计被开出470余张罚单，罚没金额约3.3亿元，在全部罚单数量中占比近40%，罚没金额占比约三分之一。
王蓬博表示，部分机构公司治理薄弱，内部制衡机制不健全，叠加地方人情社会影响，就容易形成操作空间。
“近40%的罚单指向农商行、村镇银行等，说明其风险管控能力与业务扩张速度不匹配。一方面可能基层人员考核压力大，更加重视规模；另一方面技术系统落后，难以有效识别虚假材料或异常交易，导致制度防线被人为绕过。”王蓬博表示。
吴玉冰律师对此表示认同，她指出，村镇银行、县域农商行频现违规放贷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
第一，经营压力倒逼。中小银行吸储难、资金成本高，很多机构选择靠扩大放贷规模维持收益，而“借户顶名”正是快速做大规模的捷径。
第二，治理存在缺陷。部分村镇银行由民企控股，实际控制人通过关联交易、指令放贷向自身或关联企业输送资金，致使贷前调查、贷中审查、贷后管理“三查”制度流于形式。
第三，人情关系复杂。村镇银行服务范围局限乡镇、县域，信贷人员与本地企业、自然人存在深度人情往来，基层员工碍于人情、考核压力，主动或被动配合制作虚假信贷资料，由此也催生了违规放款。
监管层显然已注意到这一问题。
2026年4月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《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拟将村镇银行主发起人的最低持股比例从15%提升至51%，从制度层面压实发起行风险兜底责任。与此同时，村镇银行整合大潮持续加速——截至7月2日，各地监管部门年内已累计发布108家村镇银行获准解散的公告。
这场“减量提质”的重组，正在从源头上化解村镇银行的风险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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